落煤山：26万人伤亡的背后，煤矿安全生产的未来何去何从？

记者 |胡布文、林俊耀、唐涵予、温瑞琪、朱月梦

2004年春节后的几天，刘汉的父亲准备离开四川绵阳的家，到山西的一个煤矿去返工。还没等他出门，刘涵就弯着腰在做口算。父亲注意到她写字的姿势，放下书包走过去把她的背挺直。她因此生气了，她父亲皱着眉头转身，只剩下一件厚棉袄的后背。

刘汉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有一天，妈妈接到一个电话，连夜坐火车赶往山西。但家人对刘涵保密，直到葬礼那天，她才得知父亲因矿难去世。

那年刘涵八岁，时至今日，“父亲”依旧是她不愿谈论的话题：“每次在媒体上看到矿难的新闻，都觉得就像我八岁时再次经历的那样。绝望。”

她的父亲是 2004 年中国矿难的 6,027 名受害者之一，但更多的人倒在煤山下。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因煤矿自然或人为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超过26万人。中国煤炭安全生产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共发生矿难138起，死亡332人。

还有人在煤矿开采的前线。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煤矿从业人员总数为34万7.3万人，其中近30%的采矿业从业人员平均在每周超过 48 小时。在煤炭能源消耗量仍占60%以上的中国，如何保障煤矿安全已成为延续至今的重要课题。

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与地雷灾害的长期对抗。顶板事故和瓦斯爆炸是我国近十年来发生煤矿事故的两大主要原因。虽然随着政策法规和监管体系的完善，我国百万吨煤矿死亡率从1950年的14.77下降到近几年的0.1，但未来煤矿安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而言，矿山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国有大型煤矿比重的提高，将为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带来更多可能。

“安全事故”数量背后

许安安和刘涵年龄差不多。在她五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在山西经历了一起矿难。他虽然受了重伤，但幸好保住了性命。除了她的父亲，只有她和她不到两岁的弟弟，还有她残疾的母亲。劳力不足，靠亲戚家养了几年，直到父亲受伤后重返工作岗位，不再采矿，而是干农活，养猪，维持生活。

许安安的家人是山西人。山西是中国煤矿事故最多的省份，自 2009 年 11 月以来已发生 125 起煤矿事故，约为陕西省的两倍。

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网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我国共发生802起矿山事故。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些矿难多发生在煤矿密集的内陆地区。

地雷事故的数量和死亡人数并不完全相等。虽然近十年贵州发生矿难57起，居全国第三，但共有344人丧生，遇难人数接近山西。

在死亡人数方面，我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规定，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为重大安全事故，特别是重大安全事故。当超过30人死亡时发生事故。事故。在山西，事故多发，而贵州、河南等地则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特大安全事故。 2010年6月21日凌晨，河南省平顶山市发生一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共造成46人死亡，这是中国近十年来最大的伤亡事故。

此外，据统计，约30%的矿难事故发生在凌晨3:00、中午或下午4:00左右。这可能与值班矿工的“三八制”有关。

黑暗的煤山下，光明不灭，时间被人为分为八小时八小时八小时。每隔八小时，就会有另一批工人打开他们帽子上的头灯。

李国涛是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的一线煤矿工人。他所在的煤矿实行“三八制”。早班8点开始，下午4点开始，最累的是夜班，“零出头”——白天睡觉，半夜起床上班。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7》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近 30% 的采矿业从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其中约一半的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0 小时。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更复杂。李国焘说，虽然他工作了八小时，但实际上他每天要工作长达 12 小时，包括从家到矿井的往返，以及偶尔延长的工作时间。

在煤矿工作22年的马正民回忆，当时煤矿也实行轮班制，有的早上和中学两班倒，有的秋季三班倒。每班中途，都会有人下地送包子和开水，这是他们的“班级午餐”。

与李国焘不同的是，在马政民所在的煤矿，三班倒每班提前一个小时，中夜班的班次安排在每晚11点。

每个班次前后的几个小时通常是矿工的精神和身体障碍，尤其是在晚上。根据《人体功效》一书的研究，煤矿工人夜间的生理机能水平仅为白天的70%。凌晨2:00至凌晨4:00是事故多发的时段，是人体最疲劳的时间段。 “我们在下面也有感情，我们要一直说下去，告诉自己要振作起来，否则可能会出事。”李国焘坦言。

矿难高发的原因是什么

1969年，刚刚长大的马正民在四川广元广旺矿务局下属的一个煤矿当了一名矿工。倒塌事故。只是一瞬间，就在眼前，两名工人被巷道顶和碎石掩埋。

马正民没有忘记他们的名字。他回忆说，当时看似无伤大雅的屋顶，可能是“帽子和头盔”——中间厚，两边薄。轻轻的敲击它没有任何反应，但当它塌陷时，它变成了一大块。 “我也害怕，但我没办法，因为我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只能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安全。”马正民说。

许安安父亲十多年前经历的那场意外，是煤气爆炸。由于巨大的冲击力，爆炸瞬间将煤粒砸入了他的身体。除了重伤之外，他的眼睛还患有外伤性白内障，看不清东西。

中国煤炭安全生产网公开数据显示，顶板事故和瓦斯爆炸是近十年我国煤矿事故的两大主因，占比超过43.5%。在也是世界主要产煤国之一的美国，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过去十年的数据显示，近100%的矿难是由爆破事故造成的。

在事故类型完全不同的背后，主要产煤国的地质特征存在差异。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付强介绍，地下开采中岩石松动、瓦斯泄漏、瓦斯爆炸、渗水等事故较为常见，而露天开采则不然。我国地块是欧亚板块、扬子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形成的。地层结构复杂。大多数煤矿是地下矿井。美国 60% 以上的煤炭来自露天矿。

此外，我国煤储层普遍具有高变质、低渗透、低压、低含气饱和度等特点。因此，瓦斯爆炸一直是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中未解决的问题。

在露天煤矿集中的内蒙古自治区，早在2015年底，煤炭开采机械化程度已达95%，能源装备技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行业。

同时，内蒙古正着力建设“数字矿山”，将煤山下的所有人类工程活动信息化，实现计算机统一管理。在高科技矿山观测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煤矿开采的安全系数有了很大的提高。同为产煤大省，但内蒙古和山西在矿难数量上存在明显差异。

除了自然技术条件外，煤矿事故还笼罩在“人祸”的阴霾之中。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红曾对1980年至2000年中国1203起造成人员死亡的矿难进行数据分析，发现人为原因占97. 67%。 2011年，陈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煤矿企业组织中工人的违规作业、管理人员的违规指挥和不安全行为仍然是我国煤矿事故的主要原因。”

与民营和小型煤矿相比，国有和大型煤矿对采矿作业的要求普遍更高。马正民所在的煤矿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直属的煤矿，矿工上岗前要经过一个月的安全培训，期间还要下山实习。

同时，付强还指出，我国国有大型煤矿在采煤前的勘查期有足够的科研投入，可以预测煤炭对地层可能造成的破坏。采矿，并评估整体采矿条件和安全条件。 而一些事故多发的私营小型煤矿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煤矿企业中国有控股单位的比例逐年上升。 2014年，国家印发《关于加快关闭退出落后小煤矿的通知》，要求深入淘汰落后产能，关闭2000多座小煤矿（年产量不超过30万吨）2015年底。煤炭行业风起云涌，但国有及大型煤矿占比的提升无疑为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带来更多可能。

竖井外的光是数十万死去的煤矿工人无法触及的。破碎的岩石，倒塌的屋顶，灾难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种黑暗。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检索到以“矿难”和“贿赂”为关键词的66份文件。从几万元的私下兑换到上百万的巨额兑换，由于钱的好处，官员对煤矿企业“特殊照顾”，放宽对非法煤矿的检查，收受贿赂承包煤炭采矿或申请许可证。特权等

悲剧发生后，矿山事故未及时查处，矿山事故责任人减免相关处罚中国矿难，政企合谋隐瞒矿山事故等.，也陆续出现。据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网统计，2010年至2018年，全国共曝光隐瞒虚报案件102起，其中2011年61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2018年重大事故专项调查报告》显示，每一次重大煤矿事故的背后，都可能有从部门到科室的“管理不力”和“管理不力”等级。监管不力。”

2011年至2017年，全国共处罚煤矿特大事故274人。

为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责任，明确责任追究制度，201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国家办公厅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将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纳入考核。

七十年的持久战，来自政策和制度的安全

其实，这场与矿难的旷日持久的对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已经拉开序幕。

1950年我国每百万吨煤矿的死亡率高达14.77，是同年美国的11.6倍。 1953年，燃料工业部成立安全技术监督局，明确了煤矿工业监督的主体。到1957年，百万吨死亡率同比下降44.2%。

“二五”期间，全国煤矿安全监管制度被撤销，重大安全事故接连发生，百万吨死亡率一度升至15.51。在严峻的形势下，1961年党中央重申“安全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方针，恢复和加强安全监察机构。随后四年，百万吨死亡率持续下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

1966 年，安全监察局再次被取消。尽管1970年中共中央再次提出加强安全生产的要求，全国各局和矿山安全监察机构相继复工，但社会秩序混乱，阻碍了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政策，百万吨死亡率依然很高。

改革开放以来，煤矿安全工作逐步进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1982年颁布了《矿山安全条例》和《矿山安全监察条例》。 1987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国矿难，五年后正式颁布实施，规定了矿山建设和采矿的安全保障、企业安全管理、事故处理、矿山安全行政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20年间，百万吨死亡率呈波动下降趋势。

锯子还没有结束。 1998年国务院改制，撤销煤炭工业部，煤矿安全工作划归国家经贸委安全生产局负责。

时间来到了世纪的转折点，1990年代留下了旧的煤矿安全监管体系。 1999年底，国务院对煤矿安全监管体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煤矿监管与煤矿管理相分离。这标志着我国建立了独立的煤矿安全监管机制，国家监管取代了原有的行业管理。

这项改革相当有效。 2000年以来，百万吨死亡率逐年下降，2018年首次跌破0.1。

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煤炭的持续依赖，意味着与矿难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还在继续。 BP《世界能源年鉴》数据显示，与以石油为主的世界能源消费格局不同，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为主，占比超过60%。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炳祥说：“能源转型确实在进行中，但即使到2050年，煤炭仍将至少占50%。由于禀赋特征由于缺乏石油和天然气，我们国家不可能完全摆脱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各种新能源仍在逐步开发中。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减少矿难人员伤亡？黄炳祥指出，煤炭开采正在逐步向井下智能化转变，通过尽可能减少人员数量来避免事故造成的事故，“但目前‘机器换人’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还有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

注意：

应受访者要求，刘涵、许安安、李国涛、马政民均为化名；

封面图片的介绍来自袁玲2012年发表的一篇报道《血煤上的苔藓》。

​​​​​​导师：周宝华、徐迪、崔迪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数据分析与信息可视化班